据与民粹主义的兴起相协调，而民粹主义本身就反映了广大公众的大量社会挫败感和愤怒，他们并不“感觉良好”，而是感到“被抛弃了”（Wuthnow，2018），感觉自己是“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”（Hochschild，2016——这是多年来迄今为止我读过的最好的书），或感觉自己是被遗忘的“边缘地带”（Guilluy，2015）。
然而，如果大多数人的生活相对而言有所改善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被民粹主义诱惑所吸引呢？谁或什么该为此负责呢？
平克写道：“我认为媒体和知识分子与民粹主义者的描述相吻合，他们把现
在一个有点奇怪的论点转折中，平克将弗里德里希·尼采视为所有反启蒙邪恶的根源。然而，在阅读《当代启蒙》时，尼采关于“用锤子进行哲学思考”的短语浮现在我的脑海中，因为平克强调通过数据驱动的图表来理解（并且只能理解）世界。这些数据驱动的图表反复出现，每一种都衡量了人类进步的一个看似无可争议的标准，但却击中了你的头部，让你精疲力竭，就像沉闷的数 富人数据 据砰砰声一样，当你屈服并承认过去进步、现在进步和未来进步的必然性时，它会将你推向假设的临界点。代西方国家描绘成如此不公正和功能失调的国家，只有激进的变革才能改善它们。”这些知识分子包括社会科学和政治科学，尽管他指出“为启蒙运动辩护以反对教授听起来可能不切实际”，但他还是反对学术界的“反乌托邦言论”、教授的文化悲观主义，甚至指责他们毒害选民反对民主。显然，学者是“进步恐惧症患者”，他们逐渐削弱公众对传统政治的信心，并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了一个真空，而民粹主义填补了这一真空。
平克的辩论性科学主义显然是为了同样地吸引和激怒读者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可以通过让读者阅读约翰·格雷在《新政治家》杂志上发表的评论来点燃导火索。
我对平克的书其实没那么感兴趣。这本书从太多角度看都有缺陷。此外，他所指责的学者和文化悲观主义者通常是社会学家和批判理论家，比如我的老朋友齐格蒙特·鲍曼和现代性的恐怖分子斯拉沃热·齐泽克。然而，我却无法摆脱一种模糊的不安感；一种隐约间接的感觉，即对“新乐观主义者”的批判和政治学的精神分析气质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。不仅该学科长期以来对“目的论”、危机和失败的关注得到了充分的记录，甚至其更定量的方法也往往充斥着对人性的相当悲观的假设。
当然，也是出于必要，我在如此宽阔的画布上用如此粗犷的笔触进行论述，以至于我的论点可能无法经受通过详细调查进行的压力测试，但请再耐心等待一会儿，考虑一下近年来有关民主政治和表现的主要书籍的书名。